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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解放日报]张月姣:我所经历的世界贸易风云

朱迅:接下来登台的这位女士,她的同事们称她为“铁女人”,但她却说自己是“时代的宠儿”;她在业界赫赫有名,但在公众视野中却非常低调。掌声有请张月姣教授,请她谈谈她所亲历的世界贸易风云。(全场鼓掌)

“这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”

大家好,我非常高兴来参加文化讲坛,与这么多朋友分享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立法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。

改革开放元年,也就是1978年,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被调到了国家进出口委,也叫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的级别很高,主任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,副主任是汪道涵等。

1976年,我从法国回来就认识了汪老,当时汪老还没有恢复工作,我们在一个小组里学习,他非常博学儒雅,非常爱读书,时不时去北京琉璃厂找寻一些经典的国外著作。有一天他把法语的莎士比亚剧本送给我,而且还用英语背诵了其中的一段话,我很受感动。他对我说:“法语是国际谈判的重要语言,但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商业语言还是英语,你学会了英语,那翅膀就会更‘硬’了。”我记住了他的话。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,我把小孩拴在床边上,自己拼命学习,很快就通过了国家英语的专科考试。

我1978年到进出口委工作,当时的执行主任是汪老,我们一起制定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,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。大家知道,“文化大革命”刚结束时,“无法无天”,中国没有《公司法》,没有《合同法》,也没有《民法》。要吸引外商投资,必须要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律制度。当时我们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,研究国际法,加快涉外经济立法。我们和全国的专家在一起制定了第一部 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,虽然只有15条,但是这部法律精炼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原则、合同法平等互利的原则,也包括劳动法、税法、海关法等等,后来这部法为我们全面的涉外经济立法,以至国家的法制建设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。

我是1964年作为国家首批公派留学生到法国留学的,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我回国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我有机会到世界银行的国际研究院去学习,参加了国际经济高级管理班。在这次学习过程中,他们对我在国际经济立法方面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很赞赏,所以希望我能够到世界银行去工作一段时间。经过国家的批准,我到了世界银行,成为中国第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法律顾问。

当时的工作就像刚才杨院士所说的,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我把孩子放在国内亲戚家,我女儿当时只有3岁,在幼儿园急性阑尾炎发作,要上手术台了却没有人签字。当时我在华盛顿接到这封信后,跑到厕所痛哭了一场。我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辜负家人、国人、党和政府对我的支持,我要拿出全部的力量,把两年当作5年、10年去用。我擦干了眼泪,又回到了谈判桌前,代表世行去谈判。

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还听说了一个消息:如果学习对口专业,所有的学习成绩在B+以上,拿到成绩单可以报销学费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于是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,通过了托福考试,拿到了乔治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我白天工作,晚上读书,除了念硕士课程,凡是有名的教授讲课,我都慕名而去,和他们交流。我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,获得了乔治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。当我把成绩单拿给世行主管教育的人时,他们都感到很吃惊。因为即使是全职脱产,通常也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读完,而且成绩不一定有这么好,“这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”。

改革开放40年,就是中国法制建设的40年

回国以后,我投入到了国内的涉外经济法立法工作,参加了《涉外经济合同法》的起草以及《公司法》的起草,还有彭真委员长领导的《民法通则》的起草,夜以继日地工作。我还和同事们一起去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《投资企业法》,受益匪浅。我们后来又去美国考察、学习,最后制定了《外商独资企业法》,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首创。

后来国务院机构改革,外资管理委员合并到新成立的对外经济贸易部,我在经贸部条法司先后做了副处长、处长、副司长、司长,参与了国内几乎所有的重要涉外经济法律,包括《合资法》、《外贸法》、《反补贴反倾销条例》的起草。

我带着专家组到美国、欧盟,研究他们的各个条款,与各种专家交谈研讨。当我们的《外贸法》起草了以后,当时的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来告诉我们:对这个《外贸法》,外国人提了三百多个问题。我说:没关系,我们每一条都有根有据,给我在日内瓦安排半天的时间,我去解释。后来他们安排了半天时间,我在WTO最大的会议大厅,用英语把《外贸法》的每一条条文都解释了,下面听得鸦雀无声。我一再问他们“还有没有问题”,如果没有问题,就说明中国的《外贸法》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。当时,很多外国专家给我鼓掌,会后甚至还有粉丝和我照相。从此以后,对中国《外贸法》的挑战和质疑就停止了。所以说,我们做任何事情,一定要从根上研究透,要有理有据。在任何时候讨论我们的法律,只要有依据,就会理直气壮。

除了起草《公司法》以外,我们还起草了《涉外经济合同法》。1983年,中国、美国、意大利率先核准加入了联合国《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,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奇迹。因为《合同法》被视为民事行为的法律规范,很少拿到国际上通过一个公约。当时只有3个国家:中国、意大利和美国,现在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的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。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仅是对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,也是对世界法制建设的贡献。

法律的制定,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。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,就是中国法制建设的40年,谁也不能否定这个事实。在国外,如果一个法律人参与了一部法律某个条款的修改,都会觉得很了不起,会写本书。当不少国外同行听说我参与了这么多法律的起草,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我觉得这是时代给我的机会,是国家的改革开放给了我这个机会,我确实是时代的宠儿。

亲历1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

我在经贸部的工作中,经历了很多国际谈判,包括与50多个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以及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。

国际谈判表面很风光,但实际上是非常艰辛的,大家是抱着捍卫国家利益的心情去谈判的。1989年,我第一次就中美知识产权到华盛顿谈判,和美国贸易代表关于特殊301条款进行交涉。(现场展示谈判期间和同事们在华盛顿塔的照片)我们为什么在谈判期间到华盛顿塔下面?因为在国际谈判中,大家都忌讳被对方窃听自己的谈判计划和策略。美国代表当年到我们的钓鱼台国宾馆,我们给他们准备了10号会议楼,让他们写草案。他们不用,宁愿大冬天在池塘边研究他们的方案。我们也学他们,我们也要保密,所以我们每次讨论都是在外边。

现在中美贸易关系遇到了困难,我想告诉大家,我亲身经历了12年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,中间就有三次贸易报复、反报复。

1991年我和吴仪部长去美国谈判,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:我们公布了《专利法》、《版权法》、《商标法》,而且还参加了专利保护的公约、马德里协定、伯尔尼公约等。美国是在《版权法》公布20年以后,才加入伯尔尼公约的。我们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参加这个公约,说明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和力度是国际一流的。

但是我们去美国和美国代表团谈判的时候,他们非常霸道,在谈判桌上十分尖刻。他们对吴仪部长说“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”,对我们的民族自尊心造成了极大伤害。吴仪部长说:“我们是在跟强盗谈判!”中国代表团立即起身离开了谈判桌。这次谈判,我们还没有谈几个方案,美国代表就把谈判大门关上了。既然他们已经送客了,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,没有握手就走了。

回到代表团后,许多代表团成员都哭了。吴仪同志决定:立即回北京。可是机票一时订不上,公务舱根本没有。吴仪同志说:不行,一分钟都不等,马上就走。我们到机场等到了经济舱的座位,就飞回了北京。到了北京以后,立即就去国务院汇报。

1995年,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,这个协议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我后来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,多次见过基辛格博士并与他交流。他认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成功,对整个中美关系非常有利。

“中国人无论如何要站着讲话”

我53岁那一年,中组部准备推一批高级官员到国际机构去工作,我经过面试,过五关斩六将,被选上了。

我去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之"前,大家为我送行。我说我一定不辜负各位老师、各位专家的嘱托和信任,一定把工作做好。

到了亚行总部,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他们说:中国来了一个高官,能胜任亚行的工作吗?他们把文件全部放在我桌子上让我修改。我每个周末都在办公室,仔细阅读文件,把有问题的都给他们退回去修改。后来经过几次,底下的人说:这位领导太厉害了,我们报文件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后来,法律总顾问请我给大家讲课,我说可以,讲一个礼拜,这些官员都要签到、要考试。我给他们做了很多讲义,现在我们可以做PPT,那个时候找材料、打字都很困难。讲到第二天,副行长到我办公室说我讲得太好了,我们都改变了对你的看法。

当时,我鼓励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的投资、对中国项目的支持,还成立了中国代表处。后来因为我做得很好,每年都会被提级,从助理法律总顾问提到副局长,提到区域局长、大湄公次区域局长,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澜沧江湄公次区域。

我在国内工作习惯了加班,在亚行也是,我常常带一条小毯子到办公室,晚上就在办公室里过。我提出了口号:“要行动起来”,不要老说空话,要谈合作协议,要搞项目。我们召开了首届澜沧江湄公次区域高官会议,六个国家的总理都来参加了。

后来我又进入西非开发行,做中国的首任董事。因为当时周小川行长要找一个既会英文,又会法文,有国际开发机构工作经验的人,我正好从亚行退休了,就到西非开发行做董事。

2005年,我们在多哥举办了一个“中非经济日”,请了五个国家的副总理参加,一共五百多人参会。这么大的一个会议,我要用法文演讲,还要组织会议,体力透支得很厉害,再加上受凉,腰疼得直不起来,讲话都喘不上气,人也站不起来。有同事帮我买了一根拐杖,我说这不行,太有损中国人的形象了,中国人无论如何要站着讲话。所以我让助手在多哥找医生,他们找到一个赤脚医生。她说我得的是非洲的湿热病,可以为我治。但她没有一次性针头,手头用的针都已经发黄了,当时陪我去的是一位人民银行的司长。他说不行,你的身体很重要,国家还需要你。我说我就赌这一回了,明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站起来。我当时躺在板床上,想到周总理讲过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必马革裹尸还”,就这样输了三个半小时的液,晚上医疗队又给我送了一些按摩的东西,第二天我就站起来了,不仅在会上发言,还跟着非洲鼓队跳了舞,唱了非洲的歌。我想,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。(全场鼓掌)

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

2012年,我担任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主席。世贸组织的工作挑战大、专业性很强,国家对我是全力的支持。

在世贸组织主办公楼到餐厅中间,挂着一幅中国书法,上面写的是“行胜于言”。这是我把世贸组织的代表请到清华大学时,请一位书法先生写了很多幅字,我买了送给世贸组织的每一位专家。一位副行长说他喜欢这个,于是就把它挂在世贸组织里面最显眼的地方,希望大家少说空话多做实事。我离开之"后这幅字还在。

2016年10月26日,我结束了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8年零9个月的工作,在最大的会议厅里,做了一个很长的告别演说。当时大家都很激动。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会议室有一面很大的墙,每一位前法官的相片都会留在墙上,他们把我的照片也放在了那面墙上。

结束了WTO的法官生涯以后,我听到我国加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已经25年了,还没有一个中国专家在里边办案,而欧洲有72个专家,我心里有点“不舒服”。我想,不管我多大年纪,我还要继续做,我要继续为国家、为国际的公平正义和法律事务做工作。所以,商务部部长亲笔写信推荐,世界银行行长亲自批准,我成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员、特委会委员之"一。

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,特别是我们的眼界更开放了,在国际组织能够承担更重要的工作。现在,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做事情的也越来越多了,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但是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,所以我想告诉现场的观众:一定要坚持学习,要有国际视野,要有兢兢业业的研究精神,要为国际的公平正义、和平发展奉献。我们要继续坚持国际法,坚持多边贸易的规则,反对单边主义。我们国家的经济强大了,国家实力强大了,就有定力,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我相信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是暂时的现象。机遇总是包含危机与机会。我们面对机遇,要更好地用知识充实自己,要坚信外国人能做到的,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,而且比他们做得更好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我相信在座的你们会比我做得更好,谢谢大家!(全场鼓掌)

朱迅:谢谢!谢谢月姣老师!

我今天第一次见到月姣老师,就觉得和她格外的亲。听她讲完,我才知道为什么。——我就像当年被拴在床边的小女孩。因为我的爸爸是新华社第一批驻外记者,一走就是 20年,偶尔回国。所以我的童年、少年完全没有父母的影子。如果说,小时候不懂事的我会有一些抱怨,对他们心存一些不满的话,今天听完张教授的话,心结豁然打开。因为,中国之"所以有今天的世界地位,是他们一路拼杀而来的。我们心中充满着敬意和感恩,谢谢你们!(全场鼓掌)

嘉宾小传

在国际贸易领域,张月姣是一位风云人物。

2007年至2016年,张月姣成为WTO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机构上诉机构大法官,后任主席。她是任此职的第一位中国人,也是唯一连任两届的女法官,创写了一段传奇。

她所经历的不凡的事业旅程,折射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:在1978年,改革开放之"初,她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《中外合资企业法》;在中国复关和入世过程中,她是中国谈判代表团法律顾问……

属于她的许多个“第一”,代表着中国法律人的国际形象:第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法律顾问的中国人、第一个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中国籍局长、第一位中国籍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和专家……

而当她的名字与WTO上诉机构联系在一起时,她更是成为中国认识WTO、WTO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。


(原载《解放日报》2018年08月24日版本)